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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赵新老毛病又来了，他一巴掌拍在刘铮大腿上，诧异道：“行啊！刘兽医，看来在库伦这两年没少看书啊！”

    刘铮呲着牙胡噜开赵新的手，用力揉了揉道：“蓝天白云大草原，天天看还有什么意思！不是你跟我说的么，没事多看看书，总不能还不如个秀才。”

    赵新赞同的拍了拍对方肩膀，转头对曹鹏道：“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这话你总听过吧？”

    “听过。不是好话。”

    赵新摇头道：“古时候，也包括现在，统治者不为生计发愁，老百姓却要头朝黄土背朝天，一颗汗珠摔八瓣，交了皇粮还要交租子，你说他们怎么不患得患失，斤斤计较？他们有错吗？”

    “上位者要选择具体执行的人，一定要选那些懂得底层老百姓的疾苦、懂得如何分配利益的，因为只有这些人才不耻于谈利益。做事只谈仁义道德而不谈利益，就是耍流氓。和珅别看跟着乾隆大富大贵，可他早年家道中落，在底层吃了不少苦，也见多了人情冷暖，他太明白利益所在了。乾隆朝的问题其实不在和珅，而是皇帝本人和封建集权制度。御史台虽然有一套完整的监察制度，可所谓的监察不过是皇帝整治文武百官的手段，完全出于个人好恶，空成一纸具文。”

    清代的监察法叫做《钦定台规》，始纂于乾隆八年，共分八卷22目。之后的几十年里又增加了大量条款，可谓封建王朝中监察法之集大成者。然而面对自明代以来就存在的官场风气，很多条款根本无法执行。

    比如地方官员在迎送上级官员过境时大事铺张并致送金钱礼物，但现实中这种奢侈招待和大肆送礼几乎成了惯例；法律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衙门胥吏的职位，但是继任书吏向离职书吏交一笔购买岗位的价金——也叫“缺底”，几乎成了牢不可破的惯例。

    跟明代一样，满清的《钦定台规》也赋予了六科给事中封驳特权；可是有清一代摄于皇帝的独裁，六科给事中的封驳职权几乎从未行使过。谁敢啊？

    别看皇帝表面上模糊了满汉界限，可实际上他们从骨子里认为这国家只能是满人的。皇帝决定的事只需要执行就够了，不容置喙！所以说江山又不是自家的，何必那么认真呢。

    赵新直接拿了曹鹏的本家曹振镛举例。此人历史上身历乾隆、嘉庆和道光三朝大学士，却一辈子庸庸碌碌。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多磕头，少说话”的官诀，还向其门生后辈加以传授，甚至告诫门生后辈中专负纠弹之责的御史也不要多事，让他们“多言，毋豪意兴！”原本因国势凋零而试图建言的御史们听到恩师的“心得”，也只好得过且过了。

    趁着赵新喝水润嗓子的工夫，陈青松也提起了自己曾在某本书上看到的一副清代官场对联：“上联是，大人大人大大人，大人一品高升，升到三十六天宫，与玉皇上帝盖瓦。”

    “呵呵，下联呢？”

    “卑职卑职卑卑职，卑职万分该死，死到十八层地狱，为阎王老子挖煤。”

    “哈哈哈哈~~！绝了！”

    其实聊到这份上，已经从用人问题引申到了吏治的大问题，实质则是北海军入关后能不能坐稳天下这一历史命题。

    说白了，所有制度的背后都是思想和文化，从而也决定了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古代中国的政治形态是伦理型的，从西周的“以德配天”开始，德主刑辅便是大多数朝代的治国方略。

    虽说以道德作为控制政治的基本手段，对全社会都有着普遍的约束力，可道德仅仅在观念上具有权威性，对政治权力的控制是无法保障的，它的实现只能依赖于统治者本人的道德感和思想觉悟，这就有了很大的随意性。

    既然君主受命于天，手握司法、行政、立法一切大权，那么他的所有态度就成了一种在无形的威慑、强制力之下的不成文的法律。事实上，正是这种伦理型的政治给了封建时代的监察制度以借口，既然君权有道德的约束，君之过由天来惩罚，那么，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就不那么重要了。

    话到最后，众人也明白了赵新话里的意思，那就是穿越众不能成为新的特权阶级，北海镇体制下的官僚和读书人再也不能享受过去的特权，此举也将更加坐实赵新皇帝名号的样子货身份。名为帝制，实乃共和。

    几人从陈青松家离开的时候，都已经是晚上12点多了，女眷们早都带着孩子回去了。赵新临上马车前，刘铮过来叫住他，低声道：“赵老大，那几个蒙古王爷来了都一年多了，一直软禁着也不是个事，总得有个说法吧？”

    “怎么了？”

    “你可不知道，土谢图汗的老婆隔三差五就跑到军管会问，我是能躲就躲。”刘铮没敢多说，事实上这半年喀尔喀蒙古各部的几个王爷家人都找过他，下面的盟旗还有人借此闹事，不过很快就被镇压了。

    “这几天你抽空代我去看看那些人，告诉他们，等咱们拿下京城就让他们回去。”

    “对了，那个哈密王你打算怎么办？”

    “他？回不去了。”夜幕中，赵新的语气里透着一丝果决和阴冷，听的刘铮心里突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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