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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延潮呷了一口茶，这张璁谥号的事虽然小，但对于自己却很关键，这关系到变法派是否能在朝堂上站稳脚跟的问题。

    如果自己在礼部侍郎任上连张璁的谥号都保不住，将来还提什么为张居正恢复谥号，恢复名位的事。

    当年张居正托付给自己的事，自己口上没有答允，但心底一直都记着。

    但见汪可受道：“依谥法，宠禄光大曰荣，此乃下谥也。得之者类非名硕。圣上初登极时，前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赠太子太保袁宗皋，即谥号荣襄。此举是因他初为王府长史，后因从龙之功位列部阁，在位不过数月的缘故。而张永嘉在朝为相多年，其功劳远胜袁公，谥号首字岂能为荣字。”

    顿了顿汪可受又道：“至于文荣也是不妥。当年袁元峰（袁炜）以青词受知于天子，位在于徐文贞上。袁以少傅户书。建极殿大学士得请，殁赠太傅，谥号就是文荣。当年袁公之谥出于徐文贞所定，徐文贞与袁公不和，故而以下谥与之，诸位以为张永嘉不如袁公否？”

    听汪可受之言，礼部众官员不由将张璁与袁炜比较起来。

    袁炜就是青词宰相，张璁以大礼仪出身，两个人都是靠着巴结嘉靖皇帝上位的。

    但同样是巴结，论对于国家社稷的功绩，袁炜给张璁提鞋都不配。

    论功绩，明朝的宰相之中，张璁是可以与张居正一较长短的，而且两人的谥号也都是文忠。

    所以有人拿二人相提并论，评价说张璁其人险，张居正暴，都是刚愎自用，对于异己，百般排挤，所以说两个人都不是端人，更谈不上纯臣。

    但张居正修世宗实录时，对于张璁极力推崇，张璁当年从宰相位子上下来回乡时，满朝的官员都很讨厌他，但他上疏给天子说，虽然百官都说我的不是，但是从没有人敢说我张璁贪污半字。

    董嗣成赞成道：“张永嘉居朝十载，不进一内臣，不容一私谒，不滥荫一子侄，始终以清廉自守。如此官员，岂是阿上为己之辈，仅凭这清廉二字也不能与袁公并列。”

    众官员们都是点头，别说将张璁谥为‘荣某’，就是‘文荣’，仅凭这身居宰相之位，为官清廉成这个样子，也不可用下谥。

    这时候林延潮道：“我礼部给官员议谥，根据在哪里？上意？众论？韩侂胄被宋人所杀，函首于金，满朝文武都视韩侂胄为大奸，反倒是金国厚葬了韩侂胄，并称其‘忠于谋国，谬于谋身’，谥其为‘忠谬’，其谥公允否？”

    “本部堂以为对于官员议谥，当有定见，不可为外因所夺。事事朝令夕改，要我等礼卿何用？”

    听了林延潮一席话，就是定了调子了。

    天子下旨礼部重议张璁谥号，在林延潮推动下就是如此原封不动的顶了回去。

    在林延潮授意下，如叶向高，李廷机也是上疏支持。

    同时礼部下的天理报也是发表了一篇文章与都察院的皇明时报打对台。

    若再加上之前就已经发文支持张璁的翰林院的‘新民报’。

    在舆论力量上，顿时形成了二打一的局面。

    因为三份官报，同时提及了张璁议谥之事，以及林延潮主持下礼部强硬的态度，甚至敢于驳斥天子的圣旨，一时之间成为了官员士子乐议之事。

    对于张璁的褒贬，不免引申至张居正新政，又从张居正新政，发展到对于变法一场争议。

    三份官报里都有文章大家，虽说彼此骂战，但还是写了不少有真知灼见的文章。

    其中翰林院的孙承宗，方从哲都因文章展露头角。

    对于这些通政司，内阁，天子也是抱着听之任之的态度，让下面的读书人去议论。

    特别是天子，圣旨被驳回虽在明朝不是一件稀罕事，但对于向来说一不二的当今天子而言，倒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是圣旨被礼部驳回后，天子却没有再下旨令礼部再议。

    如此在这场议论中，张璁谥号的事就如此不了了之，过了不久，朝堂之上又被更重要的事情盖过。

    而对于张璁的争论，大部分人都已是忘之脑后。

    但有识之士会看到，在这场争论浪潮退去后，林延潮为自己的永嘉学派守住了最后一个山头，即便是风雨最猛烈之时，也不曾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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