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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先持扩招生员之见的礼部郎中，也是看不下去：“就算你能办得起义学，一个县百人可入义学，既是免费求学，那么怎保不令地方豪右之家钻了空子，反而使真正读不起书的贫民子弟却被拒在门外。”

    “而且就算地方办起义学，朝廷又如何监督巡察，此又是一难。”

    林延潮在旁听了众官员反对这国民教育之策，并没有感到失望，而是觉得理所当然。

    这些廷臣可不是尸位素餐的，他们处理多少事务，都是见事明白。之前林延潮只觉得这位礼部员外郎提出之见，与自己所见有些不合，但经这些官员一抨击下，这才真正觉得要实行国民教育，真的也是太难了。

    扩招生员实行是精英教育，举国郡县办义学走得是国民教育。

    自古以来，华夏一直走得都是精英教育的路线，原因无他，教育是一件成本很昂贵的事。考过科举就知道，一个贫寒家族，往往是举家之力，几代人之辛苦才培养出一个脱产的读书人来。

    举国重视科举的明朝尚且如此，又何况明朝以前？

    正因为教育如此不易，所以国家一直走得是精英教育的策略，而不是国民教育这等雨露均占之法。

    但这不等于国民教育不好，而是实行起来太难。可身为穿越者，林延潮却知这又偏偏是国家的强盛之路。

    西方在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下，第一次提出了义务教育的思想。但论欧洲各国最先开国民教育先河，就是普鲁士王国。

    重视教育的思想不仅在民间，也是根植在上层。

    比如拿破仑击败普鲁士后，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面对一点五亿法郎的巨额战争赔款下，不是咬紧牙关，缩紧裤腰带过日子，而是拿出国家最后一点钱，用皇家宫殿作大学校舍，创办了柏林洪堡大学。

    而这所大学回报普鲁士的是，从创立后走出了二十九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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